十幕“春柳派”話劇《不如歸》

1913年秋冬，上海新劇同志會以“文社”名義在長沙首演的十幕“春柳派”話劇《不如歸》，是馬絳士據(jù)日本作家德富蘆花（1868—1927）同名小說譯編的。劇中第三幕以“葛沽海岸”為場景京劇文化。此為葛沽這倆地名首次突然出現(xiàn)在這倆文藝形式中京劇藝術(shù)。意味著《不如歸》在國內(nèi)傳布較廣（1926年被國光影片公司改為電影上演，后被列為“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”之一），總要效提升了津門這倆近海古鎮(zhèn)的社會知名度京劇。

《不如歸》以中日甲午戰(zhàn)爭為背景，對既受封建家庭桎梏又受肺病所苦的浪子與其夫川島武男之間發(fā)生的故事，進行了凄楚哀婉、耐人尋味的描摹。蠻橫的繼母歧視浪子，聽信讒言的婆婆又對她濫施淫威，以棒打鴛鴦為后快。武男充當侵華海軍中尉參戰(zhàn)后，她被婆家趕出家門，悲慘而死。武男歸家后，必須在浪子墓前痛苦萬狀。小說情節(jié)曲折感人，頗似中國的《孔雀東南飛》。

“不如歸”是杜鵑啼叫聲的漢語諧音，寓意命運多舛的弱女子掙扎的心聲。小說取材于日本侵華分子大山巖的女兒信子的真實事件，洋洋8萬言。1898年起，在日本《國民新聞》連載，遂由民友社出版，引起空前回響。“莫非書包含接淚的盆”，即觀者的動情之語。后與尾崎紅葉所著《金色夜叉》并稱“日本明治第一暢銷書”。

1908年，林紓、魏易將《不如歸》英譯本轉(zhuǎn)譯成中譯本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。在多個《不如歸》譯本中，以林譯本對“情恨”和“愛國”這兩大主題共鳴的理解最為透徹。論者稱，“每個字總要林氏的血淚凝成的”。時有“云翻蒸海浪花飛，苦戰(zhàn)歸來百事違。國恥癡情兩凄絕，傷心怕讀《不如歸》”詩句，可需要為證。后又有《新不如歸》上演，足見這部小說魅力無窮。周作人《談談日本文學》載，魯迅在東京時，也曾關(guān)注《不如歸》，“想重譯，但未動筆”。

馬絳士留日時參與發(fā)起新劇團體“春柳社”，1908年歸國后，雖在實業(yè)廳謀得職務，但熱衷“文明戲”，參與組織新劇同志會、春柳劇場。他改編的《不如歸》，借鑒西方戲劇“回溯式”行態(tài)，通過大處對比和細部呼告，渲染舞臺效果、塑造悲劇情境。他對原著人名（如將男主人公改為中國海軍少校趙金城、改稱女主人公為康幗英）、場景（如將日本逗子海岸加進天津葛沽海岸）及不合中國風俗習慣的諸多細節(jié)，予以合乎情理的更動。

馬絳士在改編中巧妙鋪陳，趙金城為讓康幗英擺脫婆婆的虐待，安排她到葛沽療養(yǎng)怡情，調(diào)治肺病。于是，總要了《葛沽海岸》這倆幕。其布景為，“舞臺上布成一海岸景。海岸旁有一小破廟，有一株很老的松樹，好似一把大傘，將破廟籠罩。石面前系了一只小船。此時正際深秋，月色頗好”。

趙金城來葛沽探望康幗英時，在多處對話中，總要在海邊觀海聽濤、對舟抒情和風平浪靜、驚濤拍岸等有關(guān)海的描寫。這顯然與葛沽地理環(huán)境的實際情況表不大相符。盡管發(fā)生海河邊的葛沽至海邊，還幾必須一段距離，但顯然這對劇情的演繹并不構(gòu)成實質(zhì)性的影響。男女主人公在“葛沽海岸”執(zhí)手相看淚眼的如泣如訴，句句勾人魂魄，觀者時時牽掛其命運，揪心且動容。海濱訣別，更是情味尤濃。

馬絳士編、演皆擅，其飾演的康幗英很成功。這出“悲劇中之絕作”連演22場，場場“座無隙地”?！奥暶饎右粫r”的《不如歸》，對民初“家庭戲”的盛行，有不小的推動。